河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一、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1966年2月，河北省易县原练台大队的社员上报一个消息称，自己在土场挖土时，用锄头刨出一个宝贝。正巧，当时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工作组正在当地做考古调查，这一情况被快速报告给了他们。它就是现存河北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战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

铺首是中国古代器物上的附件，汉代以前，铺首被称为“金铺”或“铜铺”；唐代才出现“铺首”和“衔环”两个概念；到明代，人们才开始使用“铺首衔环”这一称呼。所谓的“环”，是具有实际使用功用的部件，供敲门使用，同时又有装饰意义，展示死者的财富。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要阻挡妖魔鬼怪进门，主要的方法是在大门上放一怪兽衔着门环，可以防止妖魔鬼怪进入。

战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出土于县燕下都城外老姆台遗址附近，因此被推测是燕下都宫殿大门上的构件，为青铜制品，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它通高74.5厘米，比一个人的上臂还要长，宽36.8厘米，重达21.5公斤，是目前所见我国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铺首。其龙头、凤首和蛇颈均为圆雕，通身雕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整体是兽首衔环造型，兽首主体为中国传说怪兽——饕餮。宽眉巨目，圆眼吊睛，面露凶色，锋利的牙齿从口角两边露出并上卷，口鼻两边有须。面部结构紧凑，特点鲜明，层次清晰。

铜铺首上饕餮额部饰有一立凤。凤冠饱满，颈向前伸，昂首瞪目，尾部翘起，两爪粗壮尖锐，各抓一蛇。两蛇构成饕餮的额梁，蜿蜒游弋，缠绕在立凤的左右两翅，双首昂扬相对，好似因遭到侵犯随时准备攻击，又好似在苦苦挣扎。

铺首两侧各有一条向上攀爬的龙，刚劲有力却又不失灵动，颈部从上端两侧向前弯曲，头部向前伸，张口露齿，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尾部盘绕于饕餮双目的左右下角。

铺首的环套在八棱半椭圆形的衔中，内径16厘米，外径29厘米。环上饰双龙纹，双龙分别缠绕于环的两侧，颈部从上端两侧绶带纹组成的圆环中钻出，突出于环外，双首相背，弯颈俯首，神情与上端双龙相似。

目前公认为最珍贵的四大辅首分别是战国透雕龙凤纹青铜铺首、战国错金银饕餮纹铺首、战国错金银皇者铺首、春秋浑铸超精细青铜铺首。在这四件辅首之中，战国错金银饕餮纹铺首和战国错金银皇者铺首分别在两位国外收藏者手中，而春秋浑铸超精细青铜铺首则在国内私人收藏家手中。唯有排名榜首的战国透雕龙凤纹青铜铺首在河北省博物馆，能让我们一睹其风采。

战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的造型采取了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龙、凤、蛇颈首均突出于器面之上，动物造型生动，形神兼备，通身饰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龙凤纹样讲究相互配合，造型流畅舒展、婉转自如，器形较大，纹饰美丽，形象生动，充满紧张的气氛，犹如一幅剪纸，揭示了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整体布局错落有致， 结构严谨，系燕国代表性器物。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这件举世罕见的“透雕龙凤纹铜铺首”作为河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面向全世界展出！

二、中山王"错"铁足铜鼎

（错为生僻字，打不出，故下文全以此错代替，敬请谅解）

1974年河北省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两座大土丘上取土，一些古代文物已被挖出并造成了破坏，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清理勘察。当时这个墓穴的主墓室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盗掘，正当众人失落时，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在取土时，不小心一脚踩出了个大窟窿。对窟窿进行清理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原来是个库。库与主墓室毫不相连，这种墓葬形式，以后被证明为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所独有的，也正是由于库的存在，才使大量的珍贵文物躲过盗劫，得以为世人所见。

后经考证此墓中山国第五位国君"错"的陵墓，为一号墓。（中山王陵墓共发现两处﹐一处在灵寿故城以西两公里处﹐东西并列两座大墓﹐西侧的一号墓已经发掘﹐可以确认是中山王"错"的墓。另一处在城内西北部﹐南北错列三座大墓﹐已发掘的六号墓在最南端。）

说起中山国，大多数人可能是比较陌生，但是一说战国七雄，想必大家一定多少了解一些，其实历史上还应该有一雄，即中山国。史册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多，但大都比较凌乱，零零星星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万多字，还缺乏准确的和正面的描述，以至于使中山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

中山国是嵌在燕赵里一个由鲜虞人建立的国家，因城里有山得国名。由中山武公建立，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鲜虞部落，为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鲜虞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

邢侯搏戎：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等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最初实力薄弱，受到邢国的抗击。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的记载，有效地捍卫了西周的疆域和中原诸国。春秋初期，邢国衰弱，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

晋伐鲜虞：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

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山城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后，中山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将棘蒲列入中山国版图。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击败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二十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智伯（名荀瑶）因仇由国路险难行，遂生一计，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令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计策，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因心贪大钟，一意孤行，令晋国有机可乘，致七天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魏灭中山：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建立了新都。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晋国的进攻。魏文侯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继位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

赵灭中山：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县附近）。复兴后的中山国在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都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

公元前323年，魏将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中山王"错"乘机称王。公元前314年，中山王"错"乘燕国动乱期间派相邦司马赒率国中之兵伐燕，攻破数十城，克敌大邦（燕下都），扩地数百里，掠夺大量财富，司马赒因功被封为“仲父”，赐予“死罪三世无不赦”的特权。然而中山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齐国灭燕的行径遭到列国抵制。公元前312年，齐国在濮水之战中大败，被迫从燕国撤军，燕昭王即位后，陆续收复了部分被中山国占领的城池。一直将中山国视为心腹之疾的赵国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国力大增，开始了征伐中山的战争，公元前306年，赵国攻中山至宁葭。次年，赵武灵王命赵袑为右军将、许均为左军将、公子章为中军将，赵王亲率三军攻取鄗邑、石邑、封龙、东垣，同时命牛翦率车骑、赵希率胡兵和代地之兵攻取丹丘、华阳、氐鸟等地的要塞，中山王（妾子次虫）被迫割四邑与赵国求和。公元前303年，赵国再侵中山。公元前301年，赵军攻破中山国都城灵寿，中山王（妾子次虫）逃亡齐国，赵人立中山王尚为傀儡。公元前296年，赵国废黜中山王尚，将其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两百余年时间，宣告灭亡。

战国中山王错铁足铜鼎，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王陵一号墓西库，墓中出土了一套九件铜升鼎，而铁足铜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并且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

之所以称其为首鼎，是因为它的重量和高度都远远超过了其它的八个鼎，它通高51.5厘米，重达60公斤。

鼎为子口内敛，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铜身铁足，圆腹圜底，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

鼎身外壁刻有铭文77行，共计469个字，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在所有金文中仅次于毛公鼎）。据鼎铭得知，此鼎为祭祀宗庙的礼器。在中山王"错"十四年，大概是在公元前313年左右，为庆祝中山伐燕胜利而铸，并做铭文纪念。

铭文内容：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赒，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子嗣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

中山王——错在史书中的记载不多，从铭文中可以得知，他是中山国最为强盛时期的一位国君，继承王位时不超过十岁，在相邦司马赒的教导与辅佐下，他一步步成长，国力也进入全盛。

铭文记述了燕国子之之乱的历史，印证了史书中关于燕国内乱的记载。不过铭文中记述的中山国军队在司马赒率领下，趁机伐燕，扩大疆土数百里，占领数十座城池，这段历史在史书是没有记载过的。

铭文中还提到吴越两国争强互相吞并的历史，说“越人修教备信，五年复吴”，印证了史书中关于越国先亡后复的记载。

《史记》记载楚国在公元前432年前灭越，而其他史书说楚怀王在公元前306年左右才灭越，通过鼎文可知，至少在公元前314年越国还存在，因此证明楚怀王灭越的说法更准确。

铭文是在鼎铸造好后，用刻刀在表面镌刻上的。铭文采用悬针体手法所作，字体纤细修长，笔法刚劲洗练，构图均衡规整，是一篇极具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

而且铭文字体结构分布均匀，体式纵长简洁，用笔粗细一致，说明所有笔画都是一刀刻成，在刻画过程中没有停顿。

要达到这种流畅笔划，除了刻工技艺高超外，还需要硬度很高的锐利器具，表明了当时中山国已经达到钢的使用水平了。

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十分罕见：它的鼎身使用的是铜，而三只鼎足使用的是铁这种金属。铜和铁是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青铜是一种红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熔点比较低，大约为800℃。而铁的熔点较高大约为1535℃,所以要想使两者合铸在一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鼎足用铁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山人不仅意识到铁要比铜硬度更高、也更耐磨损，而且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一定的冶铁技术。这在大量用铜的战国时代来说,可谓是一个飞跃。

有意思的是铜鼎在出土时，鼎内尚有咖啡色干成结晶状的肉羹湆，经过化验发现它含猪或近缘动物、马或近缘动物的微量成份。大鼎底部接近足部的位置以下，有火烧过的烟熏痕迹，烟迹的上部边缘整齐，说明用鼎时放在了灶口上。这也是和中原礼制不同的一点，因为按照礼书记载鼎仅仅用来盛放肉食，并不在火上烹饪食物。

据2010年时对铁足鼎进行的X光成像探查发现铁，足外表面锈垢十分疏松，局部形成腐蚀膨胀开裂，已经存在较深裂隙，有断裂可能。

因此，除对铁足鼎进行修复加固外，最好的保护就是让它呆在恒定的库房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复制品。该鼎于2002年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三、错金银铜虎噬鹿屏风座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出土于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墓，它是战国时期的家具构件。据考证，中山王错墓出土的屏风座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屏风实物，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座以及错金银铜牛屏风座，其中以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最具代表性。

铜犀牛屏风座以及铜牛屏风座是屏风两侧的底座，虎噬鹿屏风座是屏风中间的底座。在动物的背部上方都有用来连接屏风扇的銎孔，三件器物配套使用，可以组合插起夹角大约84°的曲尺形屏风。屏风扇原为漆木质，出土时已经腐朽，但依然可以看出原物的形状、颜色和尺寸。经专家反复考证，这件屏风原为两扇围屏，长2.24、高1.1米。扇面为涂有红漆的厚木板，四边框涂黑漆，并用红色、橙色绘出活泼的小鸟和翻腾的云气。每扇屏风的立框外侧面中间，都镶有一个铜质的兽面衔环铺首作为装饰。

在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的虎腹下方铸有铭文12个字。“十四祀”“牀麀”等分别记载了器物制作的时间、制作部门、制作者的官职与姓名，而“制省器”应该是记载了监督审查官吏的名称。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公斤，器座以虎为主体。

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食一只柔弱的小鹿。

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躯下踞，整个身躯呈弧形，虎的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

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銎两侧同饰山羊头面，羊口即为銎口。沿两銎口直线相交，可成84度交角，接近直角，安上屏扇恰成曲尺形。整件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效果。

在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的虎腹下方铸有"十四祀，牀麀，啬夫徐戠，制省器”十二字铭文，分别记载了器物制作的时间、部门、制作者名字和官职。

虎噬鹿屏风座除了整个造型非常具有动感，富有游牧民族的风格之外，身上花纹也非常斑斓，独具特色。老虎和小鹿身上的花纹都是由十分繁杂的错金银工艺制作而成。

错金银是青铜器重要装饰工艺之一，最早始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主要用在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青铜器物件上作为装饰图案。

金不仅是贵重金属，还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可以制成极薄的箔或拔成极细的丝。银虽次之，但性能也属上乘。人们便利用它们优异的延展性，用来装饰器物。它是源自于绘画的灵感，以青铜作为基本背景，以金银体代替画料，从而实现在青铜器物上“绘”出精美华丽的图案效果。2014年11月11日，错金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时候，由于许多宫殿前部敞开，房屋建筑也不太严密，在房内张设屏风不但可以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还可以挡风。同时一所建筑往往具有多种功能，需要随时用屏风分割室内空间，因此，屏风的使用非常广泛。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是一件集实用、美观、科学于一身的器物，精湛的工艺，独特的造型，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献价值，使得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成为河北博物院十大珍宝之一。

四、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1977年于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错”墓出土。四龙四凤铜方案出土时铜案子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将方案压得变了形。工作人员将案子放在文物研究所的修复室里，负责文物修复的刘增坤对着器物进行观察，足足观察了三天才动手用钢锯以最少的锯断次数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最大限度的保存文物原样。一直以来，国家文物局对这件东西都非常重视，规定不准翻模子复制。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

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鹿身装饰斑纹，四肢蜷曲，神态温驯。驮一圆环形底座，底座周壁饰以勾连云纹，向上呈凹弧面，弧面装饰卷云纹。

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昂首挺胸，分向四方。与案角形成一条弧形内收的轮廓线，龙肩伸出双翼，均向中间聚拢成半球形，龙身分左右向两侧蟠环，双尾尾梢反勾双角，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且龙身自颈部、胸部饰鱼鳞，中间蟠环部及双翼饰长羽纹，尾部渐细，饰蟒皮纹。

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头顶有花冠，凤身饰羽毛纹饰。

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承托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十二字：“十四祀，右使库，啬夫郭某（生僻字，打不出，以某代之），工疥”。

大意为“中山王——错，十四年，右车工匠"郭某"制作，监工人疥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

此四龙四凤铜方案采用了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错金银工艺，又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使“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打破了传统的“龙飞凤舞”的动态场面，呈现出一种静态美。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造型复杂、工艺精湛，与中原艺术风格具有很明显的差别，体现了鲜虞族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智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名列其中。

五、刘胜金缕玉衣

1968年5月，解放军某部接到上级的指令，来到河北省满城县以西南1.5公里以外的陵山，进行着一项绝对机密的国防工程任务。起初一切都很正常，直到5月23日，战士们向距离山顶往东三十米的地方开炮时，随着一声“轰隆隆”的巨响，山上却没有像众人想象的一般落下不少碎石。

就在众人好奇之时，一位战士往前走了几步，却突然像掉入陷阱一般向下沉，等到他回过神后，发现自己面前是一个没有见过的黑洞。随后几名战士也爬进了洞里。他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后，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还有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5月29日，考古专家来到了满城县。

据考证这座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合葬墓，后被命名为"满城汉墓"，又称中山靖王墓。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一万余件，其中便包括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等器物。满城汉墓是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在中国考古史上占重要的地位。

刘胜

史籍上关于刘胜的记载很少，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母为贾夫人。关于贾夫人的家世、名讳皆不详，贾夫人成为汉景帝的嫔妃后，为汉景帝生有二子，即刘彭祖和刘胜。

前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汉景帝封刘胜为中山王。 后元三年，汉景帝去世，刘胜的异母弟皇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初，大臣们鉴于汉景帝时期爆发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王们进行百般挑剔，动不动就上告诸侯王们的过失。建元三年十月，中山王刘胜与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汉武帝。汉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便哭泣起来。

汉武帝问他为什么哭泣？刘胜便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全部向给汉武帝奏报。于是，汉武帝就增加对诸侯的礼遇，废止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侍亲属的恩惠。

刘胜为人喜好酒色，有子孙一百二十余人。刘胜常与同母兄赵敬肃王刘彭祖相互指责说：“兄长为王，专门代官吏治事。为王应当日听音乐，玩赏歌舞美女。”刘彭祖说：“中山王只管奢侈淫乐，不辅佐天子安抚百姓，怎能称为藩臣！”

元鼎四年（前113年）二月，刘胜去世，终年五十三岁，共在王位四十三年，谥号靖，史称中山靖王。

金缕玉衣

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 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玉衣也叫“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就能使尸骨不腐，可求来世再生，所以用于丧葬的玉器在汉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 “缀玉衣服”。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用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铜线缀编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 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 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玉衣一共流行了四百年。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而西汉刘胜和窦绾夫妇墓中发掘出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的葬服“金缕玉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考察，这两套“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出土中，时代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两套。而刘胜的金缕玉衣又是这些玉衣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世界。

刘胜的金缕玉衣是用金丝将玉片编缀而成，玉片为岫岩玉制作。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玉衣由头罩、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犹如制衣工人裁剪缝制的一件衣服。

全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玉衣的外观和男子体型一样，宽肩阔胸，腹部突鼓，四肢粗壮。头部有高高隆起的鼻子，三个狭窄的缝隙代表双眼和嘴。

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构成，袖筒、裤筒、手套和鞋都是左右分开的。所用玉片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和多边形。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用来表现手指。与金缕玉衣相伴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和十八件殓尸用玉璧，组成了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

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2002年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六、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西汉的一件铜鎏金青铜器,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51年,距今已经2200多年了。这盏灯于1968年在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因为灯身上刻有“长信”的铭文,所以取名叫长信宫灯。

考古专家们打开窦绾墓主室时，长信宫灯散落一地，并非它的完整形态。由于窦绾墓主室顶部为两坡式构造，并不十分牢固，主室的东半部顶发生过坍塌，原本放置在几案上的长信宫灯被震落在地上摔散，侍女头部、灯盘、灯罩等零部件散落一地，后经专家们的修复才得以回复原本的容貌。

长信宫灯高48厘米，宫女高44.5厘米，重15.85千克，通体鎏金（整座灯的表面涂满了金和水银合成的金贡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鎏金，通过加热水银会蒸发，金就会附着在铜器表面，不会脱落）。

整体造型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而组装成的。

宫女身体里面是空的，头部和右臂还可以拆卸。宫女的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以手袖作为排烟炱的管道。

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灯罩由两块弧形的瓦状铜板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之中，可以左右开合，这样能任意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亮度和强弱。

灯盘中心在钎上插上蜡烛，点燃后，烟会顺着宫女的袖管进入体内，不会污染环境，可以保持室内清洁。宫灯的造型构造设计合理，许多构件可以拆卸。

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灯罩上方部分残留有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是动物脂肪或蜡烛。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在同时代的宫廷用具中显得较为朴素。

这盏灯共刻有铭文九处，共六十五字，分别记载了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其中有六处刻有“阳信家”的字样，而且刻的十分精美，应为灯具制作时就刻上去的，考古专家认为这盏灯的第一个主人为阳信家。

关于“阳信”有三种可能，更为可信的就是阳信夷侯刘揭。刘揭的儿子刘中意，作为第二任阳信侯，因为参与七国之乱而被治罪，最终被削夺了爵位，没收全部家产，这盏宫灯也在其内。

宫女裙尾上的四字铭文“今内者卧”说明，这件物品曾被充公，“内者”为主管宫中日常生活的卧具者。在这盏灯座底部，刻有“长信尚浴，容一升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的字样，字迹潦草，专家们判定其为后来刻上去的，表示宫灯易主。

“长信尚浴”为窦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浴府。窦太后当年因得代王刘恒喜欢，生下一女二男，育有一女二男：长女馆陶长公主刘嫖，长子汉景帝刘启、少子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刘启即位后，尊为皇太后。窦太后非常宠爱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景帝刘启在位时，窦皇后多次提议景帝把皇位留给弟弟刘武未遂。七国之乱后，梁王刘武郁郁而终。景帝刘启驾崩后，汉武帝刘彻继位。窦太后晋升太皇太后。窦太后过生日时，汉武帝刘彻将库中的这盏宫灯转赠给窦太后：一方面这盏宫灯在当时是上乘的宝贝，比较稀有；另一个方面，这盏宫灯有刘如意支持叛乱被削的背景和“阳信家”的铭刻，意在提示窦太后适可而止，不要外戚乱政，这盏宫灯因此得以入住“长信宫”。

刘胜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刘彻是第十个儿子。窦绾和窦太后是亲戚，（但是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考证结论，有学者认为是窦太后的侄孙女）当刘胜和窦绾结婚时，窦太后又将长信宫灯又送给了窦绾，一方面是表达对婚礼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示窦绾，管好刘胜，当个王侯就好，不要再出现“七国之乱”的局面。窦绾非常重视、也非常喜欢这盏宫灯，死后宫灯随她一起进入了墓葬。

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时曾参观过长信宫灯，并感慨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

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文物。

七、错金博山炉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博山炉的得名源于外形，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于炉中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博山实际上确有此地，其地在蓬莱以西的山东鲁中，淄博市博山区境内，博山区全境尽山，几无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该区东南。自古博山一带（古称颜神镇）是我国古代陶瓷、窑业的重要产地。博山炉之名即寓炉盖似群山之外观，又合产地之名。

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博山炉出现在西汉时期，与燃香原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西汉之前，人们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不大，因此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高26厘米，足径为9.7厘米，重3.4千克。该炉属铜质、错金，炉身呈青铜器中的豆形，由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组成，系分别铸造，用铁钉把炉座、炉盘铆合在一起。炉盘与炉盖作子母口，随意开合，便于放取香薰料。

炉座圈足用细金丝错出卷云纹，座把透雕三条腾出波涛的蛟龙，蛟龙头部托住炉盘。

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活泼机灵的小猴蹲坐在山峦高处或骑在兽背上嬉戏玩耍，猎人们有的身背弓弩巡猎山间，有的或追逐逃窜的野猪，气氛紧张，几棵小树点缀其间，刻画出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

细部又使用错金勾勒渲染，云气纹线条圆转，与起伏的山峦相融合，富于灵动之气，使景物更显生意盎然。

炉盖因山势镂孔，香料点燃后，香烟从镂孔处袅袅而出，缭绕在山峦景物间，会产生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

错金铜博山炉通体闪耀着桄,是用金丝错出的流畅、精致的纹饰,细致的部分堪比发丝,赋予了整个博山炉充盈的贵气。更为难得的是,错金铜博山炉历经千年却璀璨如新,我们现在仔细看整个炉体,依然完全找不到锈痕,灯光下华彩流动、桄璀璨,不愧是一件国宝珍品。

在1972年发表的《满城汉墓发掘纪要》中，考古工作者评价说“这件博山炉比一般常见的博山炉远为精致”。 1993年9月，西汉错金铜博山炉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级品鉴定活动中，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9年，获评河北文化形象名片，列为其中的“十大河北文物精品”之一。 2011年河北省博物院新馆建成后，又获评“十大珍宝”之一。

八、北齐文宣帝高洋墓墓道壁画

1958年以来，湾漳村村民因为建房造路需要大量取土，在村子附近曾有一座原本高大的土丘，渐渐被夷为平地，后来突然塌陷出一个大洞。村民们发现洞内有很深的积水以为是口古井，便把洞口整修成一个简易的井台，用积水来浇灌附近的菜地。后来又有三户人家在“古井”旁边建房造院。就这样，村民们与“古井”生活了二十八年。在1986年，邺城考古队来到湾漳村调查时，发现了这口“古井”的真实身份。考古队员通过塌陷的大洞，看到巨大的井壁内积水面以上绘有彩色的壁画，从而断定，这口与村民们相依为命的“古井”竟然是一座千年古墓。次年，考古队开始对这座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虽然，墓室被打开后发现有多次被盗的痕迹，但是仍然出土了两千余件文物。遗憾的是，没能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实物。通过对墓葬形制、结构、壁画内容、随葬品等分析，再结合文献资料推测，考古专家断定墓主人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

据史料记载，高洋是东魏大丞相高欢的次子。高欢是汉人，因祖上犯罪，全家被发配到了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常年的边地生活，使高欢完全鲜卑化了，还娶了一位鲜卑女子娄氏做老婆。

史书里曾记述了高洋的长相，称其外貌丑，皮肤黑，两边腮帮子上肥肉往下坠，一身牛皮癣，脚踝畸形。母亲娄昭君对他十分厌恶，而且经常被兄弟们嘲笑愚弄，但是他的才能甚得父亲高欢的欣赏。

高欢任东魏丞相时，他想测试几个儿子的智力，给每个儿子发上一堆乱麻，让他们尽快理清，大儿子一根根慢慢抽，越抽越乱，小儿子将乱麻分成两半然后再分开。只有高洋拿出快刀，几刀砍下去再理出一缕缕短麻来受到高欢的夸奖，此为快刀转乱麻的典故。

高洋的父亲高欢死后，其兄高澄被重用，成为了东魏丞相，不久后，高澄被厨师刺杀，高洋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平定风波，自此，他被封为丞相、齐王。年轻的高洋开始崭露头角，相比高澄的锋芒外露，死于非命，高洋比他的哥哥更加完善周密，武定八年，在高洋的逼迫下，静孝帝禅位高洋，称帝北齐。

文宣帝高洋在位初期，励精图治，厉行改革，劝农兴学，编制齐律。其时，重用杨愔等相才，删削律令，并省州郡县，减少冗官，严禁贪污，注意肃清吏治；前后筑北齐长城四千里，置边镇二十五所，屡次击败柔然、突厥、契丹，出击萧梁，拓地至淮南。征伐四克，威振戎夏。投杯而西人震恐，负甲而北胡惊慌，怀有圣主气范，被突厥可汗称为“英雄天子”，为北齐一代英主。

执政后期他沉湎酒色，暴虐无道，他动用民夫三十万修筑三台宫殿，奢华至极。他喜怒无常，醉后以杀人取乐，左右大臣无故惨遭屠杀的有很多，宰相杨愔只好将牢内死囚留给醉后的高洋残杀，号“供御囚”。他测字如神，北齐初建，有大臣提议年号天保，取上天保之，延佑万年之意。众人皆称好，高洋却说天保二字拆开不就是“一大人只十吗，你们在盼我在位只有十年吗？众大臣吓得跪地求饶，高洋哈哈大笑，这是天意，不怪你们，我有十年皇帝做很不错了。更神的是他连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都能知道，有一年高洋带皇后上泰山向老道问卦：你看我有多少年天子位可坐？老道不假思索道：“三十” 高洋对皇后说：“老道也知道我有十年时间了。” 皇后不解：“老道不是说三十吗？”高洋解释道：“这三十指的是十年十月十日，三个十相加为三十。”后来高洋果然在天保十年十月十日病逝。国子监愽士邢子才替太子高殷起字为正道，高洋惊曰：“正为一止，太子恐难继大统。”后来也得以应验。侯景之乱后解其名曰：“侯景二字拆开便是“小人百日天子。”众臣莫不叹服。他三伏寒冬赤裸身体，涂脂抹粉着夫人之衣招摇过市。将宠爱的薛嫔斩其头颅，藏头赴宴，宴会高潮时抛掷于桌，全席大惊。又将其尸体肢解，髀骨制为琵琶自弹自唱“佳人难再得”。他大杀北魏皇祖，婴儿亦不能免，把尸体丢到河水之中，水里的鱼吃了尸体，人们又吃鱼，发现里面有人的手指等，恶心的人们再也不敢吃鱼了。他淫乱好色，父高欢之妾尔朱氏、兄高澄妻王氏，魏安乐王元昂妻、仆射崔进妾、崔修妻、堂叔高岳家歌伎薛氏.........凡他看上的女人或被据为己有或死于他的刀下，洋之命官从此不敢蓄美纳艳。

他的母亲劝他不要荒淫，他竟声称要将其母远嫁胡人。看岳母不顺眼，从随从手中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又抽了满脸是血的岳母一百鞭方才作罢。北齐天保十年高洋得了暴病，食不能咽，饿了三天病逝，时年三十一岁（有学者研究认为高洋死时 三十四岁）。

随着墓道的打开，面前的地画、两边的壁画，将距离我们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先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精神、信仰，无比真实而又细致的呈现我们面前。如今，这些壁画被1:1复原到河北博物院。

复原图

高洋墓道东壁壁画长约三十七米，最高处约八点四米，壁画南端绘青龙，后面绘有五十三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列向南做徐徐前进状，人物按不同的职能分为前导、警卫、文吏、武吏、仪卫等若干个组，队列前方和上方绘有二十一个飞舞奔腾的神兽，神兽四周绘彩云，莲花忍冬和火焰宝珠，象征着祥瑞的天国。整个壁画画面人物组合清晰，上下前后呼应，生动再现了墓主人出行时的场景。

高洋墓墓道壁画的仪仗队列中共出现二十二类仪仗，百余位仪仗队员的服饰更是多种多样：有的身着朝服，有的便装打扮，队列中还出现了两名身着铠甲的武将。人物服饰体现了北朝服饰发展的南北融合性。壁画中大多数人下穿大口裤，这种大口裤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连裆裤与中原地区的裙装相融合的产物。

复原图

复原图

复原图

复原图

可惜的是，由于盗墓贼曾经使用烟火照明，墓葬北墙壁受到熏染，徒留墓室顶部那一条如巨龙般的天河比较清晰，其他壁画已无法看清。在壁画中考古人员并未找到关于文宣帝高洋的画像，他是真实面貌如何我们也无从而知了。专家推测壁画应该是由北齐宫廷画师杨子华等多位画师合作完成的。壁画中的人物、神兽等各种形象刻画得十分传神，线条发展了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之技法，生动体现了我国古代绘画“以线造型”的特征。

墓室壁画出现的原因，与汉代祭祀场所从宗庙向墓地转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汉初年，随着孝道思想的普及，“墓”取代“庙”成为祖先崇拜的绝对中心。也是在这个时期，凄凉沉寂的墓地，一跃成为社会礼仪活动的中心。中国古代墓室壁画自其形成到成熟发展，前后历经两千年而经久不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不断融入外来式样和时代新风，突破了传统的空间布局，开启了在墓道两壁绘制壁画的先河，通过表现仪仗图，来标榜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发现的北朝壁画墓约有四十多座，但高洋墓壁画显然更为精细，更为传神，更为生动，更为华丽，洋溢着皇家气息，体现了北朝时期宫廷绘画的最高水准。高洋墓墓道壁画不仅对研究北朝绘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还侧面反映了当时仪仗用具以及多种多样的服饰风格，对研究北朝时期的仪仗制度、服饰发展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壁画中繁缛华美的仪仗用具弥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

九、王处直墓彩绘散乐图浮雕

1994年春，陕西省西安、咸阳来的一批犯罪分子携带炸药来到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的坟上，运用爆破手段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一座墓，在进入前室后，洗劫了前室及左右耳室的随葬品，同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而后将这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贩卖到香港。

199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后经进行了抢救整理。根据墓内遗存文物及墓志认定这座墓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墓葬，墓主人为王处直。

王处直，字允明，京兆万年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王氏祖辈世代都是长安的富豪，其父名为王寮，善于经商，很是富贵，并且出任唐朝的神策军吏、左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

唐僖宗乾符六年，王处直之堂兄王处存平定黄巢起义中建立功勋，被任命为义武军节度使。从此，王氏开始世袭统治定州，而王处直亦出任王处存辖下的易州、祁州刺史。乾宁二年，王处存去世，王处存之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为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不敌朱温部将张存敬的进攻，投降朱温，驱逐侄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郡王。

开平元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封王处直为北平王，北平政权建立。后来背弃后梁，与晋结盟。王处直虽归附于晋王李存勖，但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北平国东北与桀燕比邻，南与赵国和后梁相接，西部则是逐渐强盛的晋国，地理环境极其重要，王处直称雄北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龙德元年底，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囚禁而死。夺权后，为了脸面和名声，王都请来了最好的工匠为其养父修建陵墓，进行厚葬。

然而考古人员发现王处直墓早在金代就被盗过，当时盗冢者打洞进入王处直墓的后室，盗走了后室的随葬品，因建墓之初为防止盗掘，建陵者在前后两室之间用石砖进行过封堵且进行了伪装，此次盗陵时盗贼并未进入前室，前室文物免遭一劫。如今又被洗劫一次，现在这座墓仅发掘出所剩的六块生肖、两块奉侍和散乐浮雕及少量小件文物。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

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原是镶嵌在王处直墓后室西壁浮雕。画面由十五人组成，她们面朝右方站立，分前后两排，每人手持一件乐器，前排五人，画中右边的第一人为女性，着男装，头戴黑色幞头，身穿褐色圆领长袍，双手交叉于胸前，横握一棒，棒上有双环丝带，似为乐队指挥。右下角两个男性头缠布带，好似在表演或在队前导引。

另外十二名演奏者都是女子，分为前后两排，所持乐器有箜篌、筝、琵琶、拍板、座鼓、笙、方响、答腊鼓、筚篥、横笛。她们头梳抱面高髻、椎髻、环髻、双髻等不同发式，插白色梳或鲜花，身穿红色抹胸、白色衣裙，外穿褐、白、红三色窄袖短襦，帔巾从胸部后搭于肩上，腰系绦带于身下，脚穿红色高头履。

箜篌

筝

曲颈琵琶

拍板

鼓

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中的胖美人物面容圆润，体态丰膄、腰肢轻斜，衣带飘飘，若有“罗薄透凝脂”之感，保留了唐代丰肥浓丽的风格。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崇尚丰肥浓丽的审美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富足。这些乐伎演奏时专注的神情，既端庄秀丽，又妩媚动人。伎乐人物均簪有红花，于乌黑浓密中显现出一抹亮色，使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活美艳，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上承唐代余韵，下启宋辽墓葬壁画散乐图像之先声。

笙

方响

答腊鼓

白石就是白色大理石，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经常见到的汉白玉，因为是从汉代开始用这种洁白无瑕的美玉来做建筑材料的，人们就顺口说成了汉白玉。汉白玉是一种名贵的建筑材料，它洁白无瑕，质地坚实而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散乐图就是采用浮雕形式，以汉白玉石精雕细刻而成。而这精致的浮雕作品，正出自保定曲阳工匠之手。

筚篥

横笛

在巍巍太行山的中段，有一个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地方——曲阳。曲阳因位于北岳恒山之阳而得名，曲阳县城南部十公里处有座黄山，盛产白色大理石，石质洁白莹润、纯净细腻，既易受刀，又耐风化，是绝佳的雕刻用材。聪明而勤劳的曲阳人充分利用了这种上天赐予的宝贵资源，他们用石头来建造房屋，营构陵墓，树碑架桥，雕刻俑像等。

彩绘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自隋唐期间开始大范围运用，到了清朝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朝的建筑物大部分都覆盖了精美复杂的彩绘，常用于中国传统建筑上绘制的装饰画。后来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并被两者广泛运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古代建筑上的彩绘主要绘于梁和枋、柱头、窗棂、门扇、雀替、斗拱、墙壁、天花、瓜筒、角梁、椽子、栏杆等建筑木构件上。主要以梁枋部位为主。成语“雕梁画栋”由此而来。

散乐是隋唐时期重要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据史书记载，在南北朝以后，散乐也叫百戏，包括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歌舞戏、参军戏等形式在内的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它较大程度上概括了民间表演艺术的所有形式。散乐受唐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这种散乐图常见于辽墓壁画中，如贵族出行、狩猎、行军中更显得突出。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

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既真实再现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乐舞场面，又展现出我国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准。现珍藏于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展厅，为其镇馆之宝之一。

十、元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

1964年5月的一天，保定市建筑公司的工人在永华路南小学一建筑工地施工时，发现地下有一个圆形窖穴，里面排列着一批器形高大，胎体厚重、花纹繁密、色彩浓艳的青花瓷和做工精细的蓝釉描金瓷器。其中就有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两件，此外还有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梅瓶两件、青花八棱玉壶春小瓶一件、青花八棱执壶一件，共六件元青花，还有其他种类的瓷器五件。

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是元代时期青花釉里红瓷器，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体使用彩绘、镂雕、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共有十一层纹饰。罐盖为覆盆形，顶有狻猊纽，口边绘回纹和卷草，盖面饰变形莲瓣纹。

直口，肩及上腹较鼓，下腹渐收，圈足，沙底无釉。罐体采用彩绘、镂雕、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颈部饰一周缠枝牡丹，肩部饰卷草纹和大朵如意云纹，云头内用青花地白花技法绘水波莲花，云头之间缀以折枝牡丹。

腹部主题纹饰为四组菱花形开光。开光内镂雕四季花卉和山石，枝叶用青花渲染，花朵和山石用釉里红涂绘，莹亮的红色与湛蓝的青花交相辉映，具有的装饰效果。下腹饰卷草纹和变形莲瓣纹。

此罐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颜色纯正，蓝红辉映，工艺高超，为元代青花瓷器代表作。

青花，是指用青花料描绘图案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在以1300C℃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

釉里红，是指用铜的氧化物（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1250~1280℃的强还原焰气氛，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呈现娇妍而沉着的红色花纹。

把青花与釉里红组合在一件瓷器上，成为一个新的艺术精品，这是元代景德镇陶瓷艺人的一项创造性成就。釉里红颜料只有涂布达到一定厚度才能呈红色，而且一旦呈色，颜色都比较浓，因此它不能产生颜色深浅的层次变化。青花的呈色，类似于水墨画，随着颜料涂布厚度的变化，可以产生由淡到浓的各种颜色效果。因此，青花弥补了釉里红呈色层次变化的不足，而釉里红则丰富了青花瓷的色彩。

从烧成技术上看，要得到好的釉里红和青花颜色，各自都需要在特定的烧成制度下进行。要将两种颜料在统一的烧成制度下烧成，必须寻找在同一制度下烧成的釉里红配方和青花配方。

元顺帝统治中期，景德镇的工匠们尝试将釉下青花和釉下釉里红相结合的工艺：他们将青、红两种釉下彩绘于同一器物上，在透明釉的覆盖下，在1200℃以上的高温中一次煅烧而成。期望改变以前只绘一色的单调装饰形式。但是青花和釉里红两者对烧制的环境、气氛的要求完全不一样。釉里红对窑炉的烧制氛围和温度要求很高。因为其呈色剂氧化铜对烧制温度非常敏感。温度低了颜色发黑，温度高了就会晕散，甚至挥发。俗称“烧飞”，即失去颜色。而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它和釉里红一样，需要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如果窑炉控制不好，进入大量空气进行充分氧化，氧化钴就会烧成绿色，所以，要将青花和釉里红集于一器烧制成功，且使青花和釉里红的发色都达到如此完全，是非常困难的。

釉里红试制时期，元朝很多地方都已出现了农民起义。但是景德镇官窑生产似乎并未受影响。工人们偶尔烧制出一、二件青花釉里红小件大都会呈送皇宫。这些瓷器青花呈色虽然蓝燕，但釉里红色彩多不纯正。花纹晕散，因此元顺帝下令，必须抓紧时间烧制“完美”的青花釉里红，即刻呈送大都。

元朝浮梁瓷局直派的官员亲自来到景德镇，监督青花釉里红的烧制进度。有两个窑工甚至因此被元朝官员治罪。在浮梁瓷局官员的催逼下，景德镇的窑工们夜以继日地试烧将釉下青花与釉下釉里红合二为一的工艺，经过反复在高温的窑室里试验对氧还原程度的控制，终于掌握了窑内氧化铜的还原气氛，烧制出了一批造型规整、胎质细密、白釉饱满温润、釉里红鲜艳纯正、青花呈色蓝艳深沉的瓷器新品——青花釉里红。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此批青花釉里红瓷器的青花聚釉处有黑褐色“锡光”斑点，这与使用进口苏麻离颜料有直接关系。

青花釉里红烧制成功的那年，杭州由元军从红巾军徐寿辉部手中重新夺回来已经三年了。虽然杭州城内秩序井然，商贸依旧，但南方各省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迫使运河航运时不时地断绝，连最主要的海运也大减。漕粮北运不断下跌，元朝统治者已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气氛。也是在这年春天，元廷接到情报，张士诚部准备夺取杭州。浮梁瓷局的官员被要求就地封闭景德镇官窑。火速将已经烧制成功的这批青花釉里红瓷器先运到杭州。再由京杭大运河或由海路运往大都。那些刚刚摸索出控制烧造火候和高温窑对氧还原程序的窑工们在被告知官窑停止生产的同时，也被要求全部北上大都！

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因它自创烧之初就极难烧造成功，成品率极低，在明代中晚期甚至几近绝迹。到了康熙朝，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才又一次出现。

1689年，康熙帝南巡驾临灵隐寺时发现一对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为元朝遗留，几经辗转到灵隐寺宝殿前的供桌上，成为珍贵的礼佛器皿。），方丈见其喜欢便送与康熙。于是康熙当即命人将这对盖罐带回紫禁城，作为恢复釉里红生产的研究之用。康熙帝回到北京，立刻下令宫廷造办处找出相关史书典籍，对这对造型丰满深厚，纹饰鲜明，综合了绘、镂、塑、模印、贴等多种技法，青花与釉里红集与一器，发色精美的盖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仔细的鉴定分析，更加确信此对盖罐为明代盛于洪武初年成熟于永乐、宣德的釉里红。

因为当时史料仅记载了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之盛和永乐、宣德釉里红的精致，并未提及元朝青花釉里红的创造。就是元朝创烧的青花瓷，史料也都记载为明朝宣德年间烧制。所以这种青花加釉里红的瓷器，当时都认为属于明朝创烧无疑。在康熙亲自过问下，康熙四十四年，清宫造办处官员亲赴景德镇监督釉里红的恢复烧造工作。经过清朝窑工的反复试验和摸索，景德镇终于烧造出一批明朝失传的“釉里红。即使烧造成功，想要批量生产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流传下来的釉里红瓷极其珍贵。

而作为标本的这对元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更是被视若珍宝，但随着清政府跌宕起伏。最后流传下来仅剩一个。2004年，美国纽约的一位资深收藏家以3000万美元的天价在美国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这件元青花釉里红镂雕开光盖罐，但他在收购此盖罐五年后，2009年他将此罐转让给英国一位著名瓷器收藏家。